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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紀以來鄉土敘事中鄉村治理書寫的嬗變
來源:《當代作家評論》 |  周景雷 白晶玉  2023年05月05日09:32
關鍵詞:鄉土敘事

中國當代文學的發展始終與中國社會的發展緊密地結合在一起。研究當代文學鄉村敘事中如何書寫鄉村治理問題,不僅可以從文學的角度探究作家對鄉村社會的想象,其實也關聯到了作家的文學立場、寫作姿態,以及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如何處理自身創作與中國鄉村社會之間的關系,更主要的是可以通過這種研究來還原中國鄉村社會的發展變遷,進而進一步探究文學與時代的關系。一般而言,所謂鄉村治理是指鄉村社會的不同主體按照確定的制度、機制聯結在一起,共同管理好鄉村的公共事務。這些主體既包括鄉(鎮)村兩級的黨組織和行政組織,也包括相關的附屬機構和組織。有效的鄉村治理應該首先表現在橫縱兩個方面的體系性和順暢運行的協調性。在我國,雖然作為學術概念和理論探究領域的“鄉村治理”在新世紀初才出現,但作為行動議程的鄉村治理則開始于共和國成立初期。在20世紀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從“土地改革”開始到農村社會主義改造完成,特別是在“1962年9月通過的《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提出將農村人民公社分為公社、生產大隊和生產隊三級,并最終確定了人民公社的性質、規模、人事安排及黨組織建設等,完成了國家權力對農村資源的整合,極大地加強了國家對鄉村的控制”。(1)此后,當代中國的鄉村治理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經歷了不同的調整、變化和改革,但作為政治話語和正式的行動議程,始于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本文將以新世紀以來多部鄉土敘事作品為對象,嘗試從另外的視角,簡要分析近20年來鄉村敘事中的鄉村治理書寫問題。

當代文學關注鄉村治理問題始于共和國成立初期的農村題材創作,尤其在合作化敘事中表現明顯。趙樹理發表于1955年的《三里灣》講述了在合作化運動中三里灣村的合作社擴社過程。在作品中,趙樹理不厭其煩地列數了三里灣村鄉村政權和基層組織的構成部分、人員狀況和運行方式,涉及黨、政、共青團、婦女、教育、治安等多個方面,以及這些方面在合作社擴社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通過趙樹理的講述我們發現,三里灣村擴社之所以成功,鄉村政權和基層組織體系的健全和有效運行起了重要作用。柳青的《創業史》描述了1953年早春時節,梁生寶在蛤蟆灘(村)成立了互助組,到1954年正月,下堡村成立了以梁生寶為帶頭人的燈塔農業合作社。在這部作品中,作者通過情節安排,認真地交代了蛤蟆灘橫向組織架構和運行方式,但更鮮明的特點是交代了從蛤蟆灘到下堡鄉、中心鄉,從中心鄉到黃堡鎮區委區公所再到渭源縣委這一縱向基層治理體系。通過這橫縱兩條線索,作者闡明了在共和國成立早期鄉村治理與合作化運動得以順利實施的關系。與上述兩部作品稍有不同,周立波的《山鄉巨變》將筆墨重點投向了鄉一級政權的構成和運行方式。作品中的清溪鄉是他的敘事平臺,從清溪鄉出發,作者在敘事安排上,不斷將視角向下和向上延伸,重點勾勒了鄉級政權的構成和治理方式。綜觀這幾部作品,在鄉村治理的描摹上,大致呈現這樣幾個特點:一是十分注意強調黨的領導在鄉村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并通過黨的基層組織負責人具體表現出來,比如《三里灣》中的王金生,《創業史》中的盧昌明、王佐民、楊國華,《山鄉巨變》中的李月輝等。二是與刻意表現黨的基層組織負責人形成對比的是,這幾部作品中,相對弱化了基層組織行政負責人的形象,《三里灣》中的范登高、《創業史》中的郭振山,《山鄉巨變》中甚至沒有出現行政負責人。這種敘事既可能是現實社會的真實反映,也暗含了此類敘事中強化黨的領導的意圖。三是凸顯了共青團在鄉村治理中的骨干作用,比如《三里灣》中的范靈芝、王玉梅,《創業史》中的徐改霞、梁秀蘭,《山鄉巨變》中的陳大春、盛淑君等。他們都是共青團員,參與到鄉村治理的一定架構當中,并在治理體系的相應環節上發揮著作用。作家著意刻畫農村新人,不僅是當時中國社會發展的實際需要,而且也為中國農村社會進一步向正確方向發展積蓄后備力量。四是作者們在對鄉村治理進行描述時,注意到了治理體系中聯動合作、彼此協調,并以此強化基層組織的有效運行,比如除了黨組織、共青團之外,還強調了婦女、教育等相關環節在鄉村治理過程中的作用。上述幾個方面既是作家基于社會主義建設者的身份對農村社會主義改造的忠實記錄,也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在思想旨歸上的內在追求。

當代文學早期鄉村敘事中這種有關鄉村治理的書寫傳統,不僅真實記錄了當時中國鄉村社會在治理體系及其運行上的狀況,有力配合了共和國成立初期合作化運動的開展和農村社會主義改造的現實需要,也為后來的鄉村寫作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敘事經驗和寫作傳統。但實事求是地說,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這種經驗和傳統無論是在創作上還是在研究上,都沒有得到很好的挖掘和繼承。雖然有些創作仍然在敘事中涉及鄉村治理問題,也僅僅是作為敘事背景出現,鄉村治理問題本身沒有引起寫作者和研究者的充分注意。這與兩個因素有關:一是新時期以來,尤其是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文學敘事逐漸轉向對單一個體的關注,鄉村敘事也逐漸由集體敘事轉向個體敘事。在此背景下,很少有創作或研究將視野轉向體現了集體性或者公共性的鄉村治理問題?!笆吣辍蔽膶W中的鄉村治理的總體性問題逐漸由“老支書”或者“村長”形象所代替。二是推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以來,特別是在鄉村社會向城鎮化、現代化轉型以來,原有的鄉村治理觀念和機制的失能、失范,使鄉村社會一度出現“底層困境”。很多創作或研究往往更多地關注到了這些困境的表象,未能對這些治理問題進行深度探討。

經由20世紀末以來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21世紀的前10年甚至更長時間內,中國鄉村社會城鎮化、現代化進程得以進一步展開。在此時期,一些作家沿用了此前多年的創作慣性,繼續敘寫鄉村的衰敗和底層的困境,采用了更為嚴肅的現實主義格調痛陳轉型期的無奈和抗爭,仍然把焦點投注到個體或者群體身上。

比如閻連科的《受活》(2004)和賈平凹的《秦腔》(2005)。前者采用戲謔的手法描述了古老鄉村在現代轉型過程中的悖謬荒誕。耙耬山脈深處的受活村因大多為殘疾人,在整體的社會進程中一直被邊緣化,在所謂的“革命烈士后代”茅枝婆的帶領下孤獨地生存著。人民公社時期,幾經勸解,她帶領全村人“有條件”地入社,但入社后經歷了“大躍進”和“文革”,她的“有條件”并未達成,此后退社成了茅枝婆生活的主要訴求。進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時期,受活村所在的雙槐縣縣長柳鷹雀欲重金從俄羅斯購買列寧遺體,在雙槐縣魂魄山上,建列寧紀念堂以發展旅游經濟。為了籌措資金,柳縣長發現了受活村的獨特性,組建了殘疾人“絕術團”巡回演出。當然,小說最后以荒誕的悲劇收場。對這部小說,評論界有很多闡釋,但筆者認為,在此部作品中,閻連科通過對不同歷史時期受活村歷史遭際的描述和對村、鄉、縣一級領導形象的塑造,將故事延伸到了鄉村治理體系的架構層面。不論這個架構是歷史的還是現實的,閻連科都從有序中看到了無序,從治理體系的約束性當中看到個人欲望對這一體系的解構。與此相反,在《秦腔》中,賈平凹以寫實的方式記錄了鄉土中國的農民精神在現代轉型期的深刻變化。在這部作品中,賈平凹不經意地寫到了不同時期兩種治理觀念的沖撞,即以老支書夏天義為代表的傳統的以土地為中心的鄉村治理模式,和以現任支書夏君亭為代表的新一代面向市場經濟的鄉村治理模式之間的沖突。雖然賈平凹對此未深描,但鄉村如何治理的問題顯然已經被提了出來。正如賈平凹在“后記”中所說:“體制對治理發生了松弛,舊的東西稀里嘩啦地沒了,像潑去的水,新的東西遲遲沒有再來,來了也抓不住?!保?)作者在文末特意說明小說寫作參考了“當代中國鄉村治理與選舉觀察研究叢書”,現在看來,這為后續《帶燈》的寫作做了鋪墊。從創作實際看,這一思潮和慣性一直延伸到2014年之前,比如孫惠芬的《生死十日談》(2013)、范小青的《我的名字叫王村》(2014)等。在《生死十日談》中,孫惠芬不再像此前寫作《上塘書》時那樣從容和娓娓道來,而顯得沉郁激憤。她將目光投向了農村現實社會中的自殺問題,深刻挖掘了一個群體的精神狀態和內心掙扎。在這部作品中,孫惠芬提出了兩個問題:一是農村的自殺問題。不論是個人問題還是社會問題,自殺者生前所遭遇到的困境是否得到關注。二是自殺者的遺族不論在精神上還是在生活上是否得到重視。無疑,這兩個問題都是鄉村治理中應予以關注的問題。因此,在這個意義上說,孫惠芬的這部作品也是審視鄉村治理問題的敘事?!段业拿纸型醮濉穭t是一種別樣的寫法,作者通過營造一種失重和荒誕的氛圍來審視和思考中國當代鄉村的現實問題。作者在這部小說中經營了兩條線索:一條線索是主人公王全一次次外出尋找弟弟。這個過程其實也是一個尋找自我、尋找鄉村的過程,呈現出了比較強烈的精神屬性。另一條線索是鄉村的城鎮化過程,隨著土地流轉、開發,以及大工廠的建立,很多人失去了長久以來賴以生存的土地。物質上的豐盈和空間上的逼仄進一步強化了在上一條線索中“尋找”的迷茫性。在這部作品中,作者同樣將鄉村治理問題置于敘事的背景和末端,同樣也是在格外的意蘊上因一些地方鄉村治理的失范失能而對其進行了批判??傮w而言,此類創作在個體與集體、傳統與現代等范疇之間選擇了前者并予以深度描摹,且通過它們之間的沖突來表現社會轉型時期社會治理層面出現的失序狀態。

上述所舉幾部鄉村敘事作品表達出的對鄉村治理問題的擔憂,與社會學者的研究也基本一致。在我國,從20世紀末到21世紀最初的十余年,也是國家對鄉村治理進行調整優化的時期。一些有利于農業農村發展建設的政策措施不斷出臺,進一步整合和調動了農業農村資源,為現代化、城鎮化轉型和廣大農村擺脫貧困提供了制度和政策支持。正如有社會學者所說:“進入21世紀后,黨中央采取了以‘少取’‘多予’‘放活’等為核心的系列政策措施,一方面,取消了延續2600多年的農業稅,改善了國家與農民的關系;另一方面,在基礎設施、教育、醫療等領域大力開展‘新農村建設’,進一步改善鄉村治理的制度環境和政策環境。不僅如此,包含產業經濟政策、市場流通政策和農民辦企業政策在內的多重政策極大地拓寬了農民的就業渠道和范圍,政府主導下的城鄉統籌思想逐步確立,城鄉關系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保?)但也有學者指出,這些政策調整和措施,雖然“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農民負擔過重和干群矛盾激化等問題,提升了農民對黨和政府的認同感。但是,國家治理的成本大幅上升,鄉村治理方面的矛盾也更加凸顯。鄉鎮基層政府財政嚴重短缺和財權事權不對等,這就使得鄉鎮政府積極尋求制度外收入,出現土地財政及鄉村債務問題,進而導致鄉村治理規則失效”。(4)應該說,上述幾部作品正是對這樣一種新的鄉村治理體系再建過程的反映。這種反映不是針對鄉村治理本身,而是切入那些失效的治理規則下的生存狀態,切入人與土地關系失衡的現實狀態。

當然,與上述把鄉村治理問題隱藏在人的背后的鄉村敘事作品相比,在這個時期,也有一些作品直接將筆觸指向鄉村治理問題本身。周大新的《湖光山色》(2006)講述了農村姑娘暖暖在城市打工后,回鄉創業過程中所經歷的在物質上和精神上的雙重坎坷。作品一方面看到了在市場經濟過程中,鄉村社會依托歷史和現實兩種資源所可能迸發出的勃勃生機,比如作品中因為有楚長城和楚王莊的存在而對歷史文化的挖掘為現實經濟發展注入了活力;另一方面也看到了在這一過程中所出現的因為過度的個人欲望追求所帶來的精神和文化危機。原村主任詹石蹬濫用權力魚肉鄉里,沒能也不可能在改革開放的大潮中發揮基層組織帶頭人的作用。繼任者曠開田在得到權力后,也在沒有有效監督的情況下,由于不斷膨脹的私欲最終被經濟大潮所湮沒。表面上看,這部作品主要探討的并不是鄉村治理問題,但由于除了暖暖外,主要人物就是詹石蹬和曠開田,兩個人又都先后成為鄉村政權的主要代表者,在他們之外,并無其他基層組織的構成要素,因此這就把鄉村治理問題推向了前臺。通過他們可以看出,不完整的鄉村治理結構和缺乏監督、沒有協調的單向度的治理體系,是無法在市場經濟轉型中獲得穩定運行效果的。當然從作品的閱讀和闡釋上來說,也許更多人看到的是作為個體的人的狀況,特別是主人公暖暖形象的塑造更增加了向這一向度的傾斜,但這種解讀是不完整的。

除了《湖光山色》外,這一時期直接面向鄉村治理問題的代表性作品還有李洱的《石榴樹上結櫻桃》(2004)和賈平凹的《帶燈》(2013)?!妒駱渖辖Y櫻桃》講述的是官莊村婦女孔繁花,雖因犯了錯誤被停止了村黨支部書記的職務,但仍然擔任著村委會主任一職。這是一個肯吃苦、有能力、想干事的鄉村帶頭人,在換屆前夕也想通過自己的努力獲得連任,但最后沒有成功。小說通過孔繁花對一件計劃外懷孕事件的追查,層層揭開了鄉村政治在追逐權力的過程中所呈現的復雜人性。作者特別交代了鄉村基層組織在治理過程中,不同構成部分之間的本應相互依存但卻彼此離析的社會現實??追被ㄔ跒檫B任進行準備的過程中,一個被事先昭告的秘密呈現在她的面前,村民雪娥計劃外懷孕繼而失蹤,孔繁花帶領村中兩委一班人開始尋找。在尋找過程中,孔繁花發現,真正的尋找其實是這些人為即將到來的換屆選舉在籌劃,特別是孔繁花最信任的助手竟然是隱藏最深的競爭者。在官莊村基層組織中,小說還寫到了村治保主任兼計生委員孟慶書、文教衛生委員兼會計祥生、調解委員孔繁奇、社會福利委員李雪石、村小學許校長,也重點寫到了村團支部書記孟小紅。從敘事交代上看,官莊村的基層組織架構基本完整,這是實施有效的鄉村治理的必備條件,但是否真的能夠實現有效治理還要看各構成部分之間是否能形成合力??追被溥x的原因正在這里,也許這就是作者創作這部小說的深層動因。在這個敘事中,作者從計劃生育和村委會換屆兩個角度切入,它的意義就在于抓住了那個時期鄉村治理中的重點問題和重要環節來解析鄉村治理問題。前者是被動的,后者是主動的,這反映了彼時中國鄉村治理問題上的某種狀況。

與《石榴樹上結櫻桃》將敘事焦點投射在村級治理平臺上稍有不同,賈平凹的《帶燈》是從鄉(鎮)級治理的層面切入敘事的,并且在這一層級敘事中,時常向下勾連了村級治理,向上也觸及了縣級治理。從整體上看,基本搭建起了中國基層治理的縱向框架,但作者也沒有忽略鄉(鎮)級基層組織的橫向構成。雖然作者沒有細數在一個鄉(鎮)級治理體系的各個組成部分,但鄉黨委、鄉政府和鄉人大也都進入了敘述視野當中。作者特意反復交代鎮政府大院的日常生活,借以說明體系的完整性。小說以櫻鎮綜合治理辦公室主任帶燈的工作和日常生活為主要線索,一方面展示了在現代化轉型過程中傳統的鄉村社會在綜合治理方面所面臨的壓力、困境,以及所存在的諸種問題;另一方面也深刻地揭示了市場經濟的誘惑對基層治理的沖撞和考驗。小說以基層綜合治理,特別是以“截訪”為切入點,有著深刻的創作寓意。知性女主人公帶燈無論是對生活還是對工作都富有詩意,無論是對人還是對事都飽含溫情,但恰恰是這樣一種純粹之人卻被放置到了綜合治理的崗位。她左支右絀,疲于應付,反映了基層治理的矛盾性。從帶燈個人遭際向整個櫻鎮鄉村治理輻射,我們會發現,表面上看起來健全的治理體系在實際運行中是處于無序狀態的。被動型、臨時性的治理方式,凸顯了轉型時期鄉村社會基于日常生活的雜亂和基于歷史積淀的深刻復雜性。它使基層治理無法釋放更多效能,更使那些鄉村治理的參與者、運行者無法釋放更多的主動性,進而提高治理水平。

總結這一時期鄉村敘事中對鄉村治理問題的書寫,我們似乎可以用復雜和猶疑兩個詞來概括。相比21世紀之前,尤其是新時期以來鄉村敘事中關于鄉村治理問題常以“老支書”“老主任”這種簡化的處理方式,此一時期的創作已經開始正面面對鄉村治理問題了。從復雜性的角度來看,中國鄉村社會正處在現代化和市場經濟的轉型期,舊有的鄉村治理模式已經失效,新的治理模式正在重建和調適當中。無論是在觀念層面還是在實踐層面都處在新的接受和摸索當中,尤其是對基層來講,在更多的時候只追求眼前的、現實的利益,快速達到目標的行動已經遠遠超過了體系重建的速度。加之在傳統治理模式下所遺留的問題——無論是權力的重新分配還是利益的最大化滿足,都沒能夠有效、有秩序地解決,這就出現了新舊混合的交織期。這些不僅為作家的創作提供了素材,更主要的是為現實主義作家提供經由文學創作實現對社會進行深度思考的可能和舞臺。一些作家基于新時期以來形成的文學理念和創作慣性,在面向現實的時候,不僅看到了人的生存狀態和精神狀態,也看到了在這些狀態之后的已經轉變為具有了物質屬性的制度的力量。對鄉村社會來說,這種制度的力量其實就是鄉村治理問題。從猶疑性角度而言,正如前文所說,21世紀以來,國家正通過各種政策調整和制度安排,進一步加強鄉村治理的科學性、有效性,在很多地方已經出現示范性案例。但這不是一個一蹴而就的工程,治理體系的完備不代表治理能力和水平的迅速提升,很多地方也仍然處在規范期和調適期。同時,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提升可能更大程度上還是依賴于人的素質和能力的提升。這一點也被我們的作家敏銳地觀察到、捕捉到,并融入創作當中,《湖光山色》《石榴樹上結櫻桃》《帶燈》等作品正是此類狀況的反映。通過這些作品我們至少看到三個社會學層面的問題:一是健全的治理體系和結構并不代表實際上治理的有效性,治理結構中各部分的協調一致至關重要;二是被動型的治理無法滿足現代鄉村社會中的各種需求;三是治理水平的提高有賴于治理者能力的提高。不過,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三部作品分別塑造的暖暖、繁花和帶燈三位女性形象因帶有作者的某種寄托,她們自身所具有的品性為鄉村治理向善治方向發展提供了可能。

最近10年來,特別是近幾年,關涉到鄉村治理問題的鄉村敘事出現了新的面貌。付秀瑩的《陌上》(2016)、《野望》(2022),關仁山的《金谷銀山》(2017),滕貞甫的《戰國紅》(2019),趙德發的《經山?!罚?019),王華的《大婁山》(2021),陳應松的《天露灣》(2022),王方晨的《大地之上》(2022)等是這些新面貌的代表。簡要而言:《陌上》《野望》用散點透視的方式在最日常的層面敘寫新時代鄉村社會的變化;《金谷銀山》在總體敘事風格和主題設定上雖然一以貫之,但這部小說卻是長篇鄉土敘事中較早用文學手段正面表達城鄉融合現實性和可能性的作品;《戰國紅》和《大婁山》以脫貧攻堅為主題,通過駐村工作隊和鄉村基層組織密切合作,歌頌了一種敢于擔當、勇于犧牲的奉獻精神;《經山?!分v述了弱女子吳小蒿從城市到農村擔任副鎮長,多年經山歷海,并成長為優秀的基層干部;《天露灣》一掃過去創作中的積郁之氣,用“奮斗”置換“掙扎”,通過敘寫故鄉農業產業的發展壯大來反饋他對新時代的新體認;《大地之上》則從另外的角度描述了在鄉村社會滄桑巨變中人的精神狀態,就像作者所說:“書寫‘人’在當代農村的歷史巨變中的生活,表達當代農民真實而深刻的生命體驗?!保?)這為我們提供了更為新鮮的經驗,帶來了更多的思考。

從主題上說,上述作品都聚焦于鄉村振興這個新時代主題。盡管每一部作品所涉具體內容、故事架構和言說方式各有不同,但這些創作都能立足當下,及時觀照正在發生的事實,濃厚的現實主義色彩和激越的理想主義氣息相結合,在一定意義上樹立了一種新的美學范式。從敘事情感來說,與此前鄉村敘事中陰郁、艱澀的情緒相比,歡快明麗的調子表現出作家們重建鄉村的巨大努力。這既是作家認知的轉向,也是時代對作家的要求。2016年,作家劉醒龍曾表達過這種觀念:當下鄉土文學面臨一種突破的處境,因為在21世紀的今天,很多事情有了變化。如果我們用傳統的觀念去看鄉土,比如鄉土只能存在著苦難,存在著鄉愁,這樣鄉土文學是要走入死胡同的。一切的認知都需重新開始。(6)但從本文的寫作主旨角度而言,這些創作更大的特點在于,他們都不約而同地從個體性書寫轉向了集體性書寫,從一個個具體的個人轉向了對鄉村治理的總體性描述。

比如《陌上》和《野望》。從《陌上》到《野望》,付秀瑩一直在敘寫故鄉芳村,寫芳村的左鄰右舍和雞零狗碎,寫新時代鄉村社會綿密的日常生活,這一點與賈平凹的《秦腔》很像。但很明顯,《陌上》和《野望》是成長了的《秦腔》,這個成長既包含了故事和故事里人物的成長,更是作者的觀照視角,以及通過這種視角發現的新質地的成長。在《陌上》中,作者主要從主人公翠臺的視角寫到了芳村在城市化進程中、在經濟發展的欲望被調動起來后,發生在芳村、發生在家庭內部的躁動、沖突與調適。這種沖突、調適既是城市與鄉村之間的,也是老一輩和年輕一代之間的。此時,鄉村治理問題沒有鮮明地納入她的視野,但在《野望》中,雖然故事還是那樣的故事,人物還是那些人物,但這些都沒有停留在原地,“翠臺”們已經成了奶奶,村里的飯店因為村主任的變化也更換了主人。更明顯的變化還在于,小說直接觸及了鄉村治理的效能問題。在小說中幾個典型的關于鄉村治理的敘事線索是:翠臺的丈夫根來從無序的養豬生意中轉換到加入養豬合作社;兒子大坡因為積極參與這項工作而一改無所事事的狀態;翠臺妹夫增志的皮革廠瀕臨破產之時因遷到了產業園區而起死回生;翠臺的女兒二妞大學畢業后違背父母的選擇回鄉創業。這些變化無一不昭示了鄉村治理的有效性。雖然作者在這部小說中沒有明示鄉村治理的各種橫向、縱向關系,沒有明示治理結構的構成和觸角延伸,沒有更多地刻畫村支書、村主任等相關人物的形象,但顯然作者意識到了上述變化正是鄉村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體現。值得格外注意的是,作者還通過設立在村委會里的“大喇叭”把鄉村治理問題推向前臺,村委會里的“大喇叭”隨時對相關政策、信息的播報顯示了鄉村治理的存在。在創作談中,付秀瑩說:“大喇叭”擔負著多種功能,廣播消息,宣傳政策,娛樂群眾,發號施令??梢?,透過“大喇叭”,我們看到的是新時代鄉村治理的運行及其效能。

再以滕貞甫的《戰國紅》為例。柳城村是遼西的貧困村,是脫貧攻堅的對象。小說寫到了駐村干部陳放的爺爺是當年的老八路,在遼西打過游擊;寫到了人民公社時期的大隊長柳奎雖然年齡已過80,仍然關心、支持鄉村改革;寫到現任村支書汪六叔帶領村民脫貧致富的努力,寫到以柳春杏為代表的年輕一代的創新與堅守。這是一種超過一般的鄉村治理理念的精神傳承,為現實的治理提供了歷史背景和精神動力。其實早在《刀兵過》這部作品中,滕貞甫已經借助歷史問題深入探討過鄉村治理問題,在《北地》等作品中也對此有關注?!稇饑t》從諸多方面構造了有效的鄉村治理新模式、新路徑。比如通過整肅賭博重樹村風,通過成立糖蒜社來發展經濟,成立種植社改善環境,成立農家書屋來引導文化建設,打井來破除迷信,從觀念上改變舊有的思維習慣。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通過村黨支部發展杏兒、六子兩個年輕人入黨來進一步探討農村青年發展的問題。小說對鄉村治理問題不是單純地停留在制度和體系層面,而更注重的是讓這種制度和體系發揮作用,并使多元主體參與到鄉村治理當中。應該說,《戰國紅》是這個時期鄉村敘事中鄉村治理書寫的典型代表。

這個時期鄉村敘事關于鄉村治理書寫上的變化既源于作家們創作理念的調整,也源于時代發展對作家們提出的新要求。2014年10月1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北京主持召開了文藝工作座談會??倳浽谥v話中強調,社會主義文藝的本質就是人民的文藝,要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這個根本任務,要求作家要創作出無愧于時代的優秀作品。座談會后,無論是各級作協組織還是作家個人都能通過學習進一步加深了對新時代中國文學發展的認識,能夠深入社會生活實際當中汲取創作資源。2021年底,中國作協提出了“新時代山鄉巨變創作計劃”,并于第二年正式實施。這一計劃要求:“以原創長篇小說形式聚焦新時代中國山鄉天翻地覆的史詩性變革,多角度展現鄉村時代變遷,生動講述感天動地的山鄉故事,塑造有血有肉的人民典型,為人民捧出帶著晶瑩露珠、散發泥土芳香的新時代文學精品,以文學力量激發新時代鄉村振興的昂揚斗志與堅定信念?!保?)在實踐層面為作家創作提出了具體方向。當然更為重要的是,社會現實生活,尤其是鄉村社會生活的變化為作家們的創作提供了沃土。從社會層面而言,黨的十八大之后,中國鄉村治理進入新的階段。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重大命題。在2014年,中共中央國務院聯合下發的《關于全面深化農村改革加快推進農業現代化的若干意見》中將“改善鄉村治理機制”專門作為一個部分提出。到了2017年,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了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強調要健全自治、法治和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2021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鄉村振興促進法》更是從法律的層面提出了要求。在上面所列的文件中,國家層面關于鄉村治理體系的不斷完善,以及其中所提出的新觀念新思路已有充分體現,通過對《野望》《戰國紅》的具體分析也可見一斑。當然,文學畢竟還是文學,要靠文學形象表達藝術情感,要靠文學想象豐富藝術能力,要靠文學真實呈現藝術本質,這對作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與此前相比,這個時期的鄉村治理書寫大體上有這幾個特點:一是更加突出和深刻地展示了黨的基層組織在鄉村振興戰略中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特別是通過基層組織帶頭人這一典型形象的塑造,進一步凸顯當下鄉村治理的能力和水平。這種創作思考既注重了當下鄉村治理中由個體向集體的回歸,也注重了對社會主義文藝傳統的繼承,特別是在典型人物塑造上,比如《戰國紅》中的柳春杏、《經山?!分械膮切≥?、《大地之上》中的李墨喜等,進一步豐富了當代文學農村典型人物譜系。二是在書寫過程中注意到了鄉村治理體系的整全性和運行的有效性。這些作品對鄉村治理的呈現,不再“點到為止”,也不再“稍縱即逝”和“以點帶面”,治理的多元存在始終伴隨著情節的推動和人物的活動。有的作品甚至將鄉村治理作為主體本身來寫,這反映了此一時期作家對鄉村社會的認識更加清晰,角度更加多樣。三是與此前的《石榴樹上結櫻桃》《帶燈》等作品相比,現時的這些創作中的基層組織在實施鄉村治理時更加主動,雖然也仍處于高速運轉中,但不再是為了完成、應付上級的任務而疲于奔命,也不再是各處奔突,緊急處理各類突發事件?;鶎又卫韽谋粍酉蛑鲃拥霓D變,既是鄉村社會的運行狀態的轉變,更是作家創作視角的轉變。四是寫出了新時代鄉村治理的內在精神性。這種精神性既體現了基層組織包括鄉村社會發展帶頭人的使命擔當意識,更包括為了實現這種意識所需要的合作精神和奮斗精神。這在《戰國紅》《經山?!贰短炻稙场返茸髌分斜憩F得更為明顯。其實這為物質性的基層治理體系注入了更多的、更充分的活力。

上述文字以數部長篇小說為對象,重點論析了21世紀前20年來鄉土敘事中對鄉村治理問題書寫的嬗變,可能從某種角度而言,多少偏離了文學研究中應有的藝術關懷。但文學從來不是孤立的,尤其是面向當下生活的現實主義寫作,如果沒有歷史學、社會學、經濟學、政治學等背景支撐,則無法完成其現實的豐厚性,這是文學整體性思維的必然結果。同時,我們也應該認識到,從鄉村治理角度出發來考察20余年來中國鄉村的發展變化的確是一個較好的視點,寫好這個視點,既是這個時代的要求,也是身處這個時代的作家的使命。有使命感的作家始終是與這個時代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

注釋:

(1)(3)湯蕤蔓:《中國共產黨鄉村治理政策的演進邏輯與內在機理》,《重慶社會科學》2022年第9期。

(2)賈平凹:《秦腔》,第561頁,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

(4)周文、劉少陽:《鄉村治理與鄉村振興:歷史變遷、問題與改革深化》,《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7期。

(5)王方晨:《生命在“山鄉巨變”中的澎湃和巍峨》,《長篇小說選刊》2022年第4期。

(6)見劉醒龍:《不忘初心 鄉土文學需“重新開始”》,引自http://culture.people. com.cn/n1/2016/1017/c87423-28785497.html。

(7)中國作協“新時代山鄉巨變創作計劃”征稿啟事,引自www.chinawriter. com.cn/n1/2022/0317/c403988-3237766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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